解决搭便车的实用办法

3. 全球范围的公地悲剧

个人试图优化自己的决策,在实际中却面临错误激励的情况,不仅仅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悲剧,比如上一讲提到的两场大火;联合国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全球都面临类似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会对整个人类造成威胁。

我们都知道,人类灭绝,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甚至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大家都在争论,人类在全球气候变化中到底应该承担多少责任。我们今天这一单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注重动机研究的经济学家认为,把地球大气层作为免费排放温室气体场所,所有人的确都有这样的强烈动机。

以发生第一场火灾的凯霍加河为例。但是,这次我要说的全球气候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全球范围内的公地悲剧。

我们不管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面对的都是巨大的公共利益,你可以试想一下,六十亿人,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动机。但是,我们也要清楚一点——我们都是终身监禁在这个星球上的「囚徒」,这要求我们必须要考虑气候变化产生的一切潜在的灾难。

假设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人们决策依赖的激励是错误的,怎样利用经济学思维来把它转变成正确的呢?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帮助确定我们的行为应该改变多少,以及最理想的改变程度是多少;

第二件事: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导,指导我们可以采取怎样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
温室气体得降低多少才合适?

很显然,这是一个有关最优化的问题,我在第二单元中讲到过这个概念,在回答有关优化问题的时候,必须从边际价值入手。增加一个或减少一个单位数量产生的边际价值或边际成本,永远取决于我们已经拥有的数量——适当地下雨是有益的,但是下得太多就会酿成灾难;同样地,大气中存在一定浓度的二氧化碳属于自然现象,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也是自然规律要求的。我们的政策规定和现实选择都不是围绕「是否应该有二氧化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需要考虑的永远是「需要多少二氧化碳才是最合理的?」

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思考,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最佳排放水平,它取决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我们可以通过终止所有人类活动来消除气候变化,但是这样做是不现实的。或者,我们也可以完全无视气候变化产生的危害,承受人类彻底毁灭的风险,但这同样行不通。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折中方案,来确定一个合理的排放目标。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在二氧化碳的边际成本和降低排放的边际成本之间达到某种平衡。随着排放的降低,最后一吨二氧化碳产生的损害,也就是造成的边际损害的数量也会相应减小。

所以,随着排放量不断减少,边际成本就会下降。但是,随着我们不断提高技术,试图越来越多地降低排放量,那么减掉最后的二氧化碳,或者下一吨二氧化碳的边际成本就会不断上升。一旦降低排放获得的效益下降,而无法抵消减排工作不断上升的成本时,人们便不再尝试降低排放。

我们又遇到了均等边际法则,我们满足了它的要求。这个方案是有效的,我们实现了最优化。虽然,我们只能依靠科学家计算出实际措施产生的成本,特别是与环境相关的措施成本;但是经济学思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寻找这一平衡所依赖的标准。

4. 给污染定价

怎样才能达到合理的二氧化碳水平?

如果导致问题的原因是定价错了,那我们就调整价格。应该怎样调整价格呢?
如果我们为污染确定一个价格,比如,我们假设排放一吨二氧化碳需要支付100美元,那么,你排放一吨,就必须支付一吨的成本。这是你计算过程的一部分,面对经营过程的每个环节,你都要把它考虑在内。

如果你有能力把排放成本控制在每吨100美元以下,那么我们只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你就应该降低排放。你不需要制定很详细的监管规定,只要让公司会计给你提供支出的费用和节约的成本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能够开发降低排放的新技术,按照经济逻辑,我们就会去开发这样的新技术,那你就可以节约成本。不需要什么指令或者授权,这完全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只要成本低于排放价格,降低排放就会产生直接效益。对于那些不积极寻找也不努力执行经济高效减排方法的企业,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给予它们严厉的惩罚。

其实这种方法似乎是存在某种道德缺陷的,因为是普通大众来为此买单,所以很多排污企业仍然会随意地排放温室气体。但是,我们说的是总体实施目标,即获得一个相对良好的结果——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能够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结果,而不是追求良好行为本身。

按照经济学家们的逻辑,如果价格是促进降低排放最便捷的方式,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排放行为制定收费价格。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这个主张,当时所有人觉得经济学家们疯了。但四五十年以后,这个决策已经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了。这个决策被认为是控制全球气候变化最受欢迎和最有效的办法。

给污染定价这种机制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监管和限制,它还有很多其它的实际优势。比如:如果我们掌握了新的证据,证明目标制定得太高或太低,我们没有必要重新编写大批的监管文件,也没有必要购置其他的测量设备,我们只需调整价格就行了,所有的企业都会相应调整自己的边际行为。

5. 如何对污染收费?

经济学家们都认同,对排放收费是最为高效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们对使用哪种收费方式意见不统一:

a. 征收碳税(carbon tax)

有些人倾向于使用某种直接的、基础广泛的碳税,它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碳税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等的化石燃料产品,按照它们碳含量的比例来征税,主要为了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意味着每个能源使用者,包括家庭、运输和工业用户,都要缴纳碳税。

b. 限额交易制度(Cap and Trade System)

还有一些人倾向于我们上一单元中讨论的渔场配额方案,即制定一个总体限额,允许人们在这个范围内交易。他们把这个方案称为「限额交易」制度。这种制度的设计思路是:科学家们制定一个全球的总体排放限额,也就是能够保证环境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排放总量。然后,向排放者颁发许可证,允许他们按某一数量排放,但是许可的累计必须低于总量的限额。这就是限额交易制度中「排放限额」的含义。

但是,经济学家们其实更喜欢的是「交易」。如果没有交易,那么对于持有许可证的企业来说,限额内的污染价格就是零。但是,对于其他没有许可证的企业来说,价格就是无穷大,因为他们没有权利排放。

无论这些有许可证的企业能够多么容易地降低排放,他们都没有降低排放的动机;那么相反,没有许可证的企业就只能坐以待毙。所以,虽然你确实满足了限额要求,但是没有与它对应的价格。这样看来,这种机制既缺乏效率,也不公平。

如果持有许可证的企业能够出售自己的许可证配额,如果他们能够以不太昂贵的价格降低排放,那他们就可以通过减少自己的排放,把自己剩余的许可配额卖给其他人,然后获得收入。对于许可证的卖方和买方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如果有些企业没有许可证,而且无法有效地降低排放量,那么他们可以从其他企业手里购买排放额度。这种代价的作用是让你意识到自己付出的机会成本。所以说,排放二氧化碳是在市场上是有成本的,如果你不充分利用减排带来的利益,那么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这样就是有钱不赚了。

这种减排方案是哪些排放者制定的呢?其实,是那些能够用非常低廉的成本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排放者。

哪些排放者可以确定自己是否能够以低廉的成本来减排呢?答案是——任何减排者都可以,而且市场把这些许可证转移到了能够做到高效减排的企业手中。
所有的交易对交易双方来说,都是互利互惠的,对社会来说,也是有益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是在社会成本最低的情况下实施的,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这样就是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这样做好的方面是:利用大气的真实价格保护了地球,使它不会受到灾难性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坏的方面是:现在经济学家知道,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而这些不良后果的推手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必须对全球减排实施的细节达成一些共识,因为细节决定成败。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分析一下制定集体决策的过程,这和我们前面讨论的个人理性决策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制定政策时,在全球范围内执行任何一种方案,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在第一单元里,我们讨论的结论是:人们的行为都是具有策略性的,这种策略性并不只是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买东西,还体现在一些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开始谈论对以前完全免费的环境资源收费时,我们就毫无疑问地进入了政治领域。这里你要注意,以前的环境资源不是没有成本,而是不收费的。其实,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一个帕累托自愿交易,这个政策的制定是有赢家,也有输家的。理性的人永远希望自己是赢家。那么“看不见的手”始终对激励机制做出反应,它驱动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驱动人们在交易中积极地配合,来实现双赢。但是在政治领域,“看不见的手”又会导致冲突和政治瘫痪,在这个领域,收益和损失会不断地被分配以及再分配。

经济学家视角下的政治活动

在1957年时,有一位叫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叫《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他利用了我们在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中讨论的经济思维基本工具包,来分析选举政治和政策的制定。他在书里首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前提——政客们跟所有人一样,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而且如果他们想成为政治家,想竞选成功,那他们就必须通过自己的政策主张去迎合选民,从而赢得尽可能多的选票。

美国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家和演说家,叫亨利·克莱(Henry Clay),他曾经担任美国国务卿,是美国经济现代化的倡导者,曾经因为解决了南北方关于奴隶制的矛盾,维护了美国联邦的稳定,而被称为「伟大的调节者」。但是他没有「总统命」,五次竞选总统,都以失败告终。

其实克莱的政治能力毋庸置疑,但他坚持通过美国系统来发展经济,以及控制奴隶制的发展,这个主张在当时非常不受南方的欢迎。曾经有人劝他不要采取这么强硬的反对奴隶制和发展工业的姿态,克莱回答了一句后来常常被引用的政治名言,他说:「比起当总统,我宁可选择真理。」

所以,如果这些人真的想参选参议员、众议员,或者市长,甚至是竞选总统,那么他们都得做好政治上的准备,也就是做好迎合选民的准备——这恰恰就是经济学思维在政治活动中的逻辑应用。在下一单元中,我们会来分析这种情况是怎样对选举过程造成糟糕影响的。

怎样执行某项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

每当我们对排放行为收费或者制定一项可以交易的许可证制度的时候,都相当于一个对每桶石油产生的排放直接付费的规定,在这项规定制定之前,付款的人一直可以免费使用大气。

另外,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行为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无论我怎么做,都不会对全球变暖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我们搭便车,以某种方式让其他人来支付减排的费用,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获益。如果我能够不买票就搭上“拯救地球”的便车,那么大家都会转向政治体制,从政治体制里看看有没有无需买票就可实现这个目的的途径。即便我个人愿意购买车票,但我不一定愿意让别人搭便车;那么我就希望能有尽可能多的人来跟我一起分摊车票的钱。

从原则上讲,我们可能都认同:为了阻止气候变化,是需要花一些钱的。但是,谁来花这个钱呢?哪些人有权获得排放许可证呢?这些人是否继续以免费方式向现有的排放者发放许可证呢?这是否是对人们过去行为的某种奖励呢?

或许,我们可以采取拍卖的方式。但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家族企业、小型企业会不会被排挤出市场呢?这些企业中具有投票意识的代表会不会在国会持反对意见,说:「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损害美国小型企业利益的政策」呢?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推出一套由其他选区选民承担费用的解决方案。在上一讲中我们说,让奥克兰山的居民配合清除山坡上长期堆积的灌木,消除整个社区的火灾隐患,是特别艰难的一件事。如果他们清理了灌木,不就拯救了自己的家园吗?但这只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幻想,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所做的努力相比,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在这种规模上的搭便车,会让搭便车的人获得极大的好处。这个结论不仅仅适用个人,也同样适用于国家。

举个例子:如果美国能够让中国或者巴西或者欧洲国家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么美国就没有必要大规模地投入去改善全球变暖问题,因为这是我们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但是印度、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认为,西方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00多年,在这个工业化发展期间,肯定造成了温室气体的积累。既然排放的影响早就已经形成了,那要求印度和中国放慢增长速度,冻结相应的财富,就太不公平了。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锅,不能甩给东方来承担减排的责任。

如果唐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政治家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政策主张去迎合选民,其实我个人也认同这种观点,那么可想而知,制定一套解决方案的阻力得有多巨大。每个国家的政治家都别无选择,他们必须考虑本国的利益。他们知道,如果自己的国家承担较大的减排责任,那么就会损害国内纳税人的利益,这些纳税人就会反对他们。他们也明白,如果西方让世界其他国家搭便车,他们就会得到回报。但是,假如买票的乘客太少,那么这列火车根本不会启动。所以说,这是个体理性决策的结果,却是一场全球性悲剧。

单元小结

首先,理解经济学家如何思考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重大政策问题,是成为一位合格公民的重要前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从小范围来说,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就是考虑这样几个问题:在决策者面临的激励中,没有付费的和没有明确解释的选择是否存在真正的影响?虚假激励怎样歪曲结果?我们是否可以利用某种机制保证制定有效的成本价格?在这方面,是否存在阻碍我们合作、使许多人获益的免费搭车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像美国退休人员协会那样,通过某些措施来克服这些问题?

群体的理性决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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