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庭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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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理性决策(上)

今天,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个制约条件,首先我们得回答一个现代存在的基本问题,简单来说就是:理性的人类会不会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如果指导人们做出这些选择的激励是谎言怎么办?

如果他们刻意隐瞒了成本和效益怎么办?

如果他们没有考虑自身行动对他人产生的所有影响怎么办?

如果激励措施不够准确怎么办?

经济学家曾经讨论过一种激励措施不准确的情况,即「外部性」(externality)——我采取一项行动,给别人创造了利益,或者给别人强加了成本,但这个利益或成本,都不是由我来承担,此时,经济学家就认为存在着外部性。

如果存在外部性,那么个人的理性决策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导致无效的结果:

方式一:错误的激励可能会导致我们错误地决策,给其他人带来巨大的伤害——但是,这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只是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而已;

方式二:有时外部性会阻止我们做出真正让自己受益的决策和选择,但是我们同样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

我给你讲两个关于火灾的故事,通过这两个故事你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方式。

1. 公地悲剧:克利夫兰的凯霍加河着火了

假设你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紧急救援部门工作,你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凯霍加河着火了。”听到这个消息,你肯定有点懵,你想知道更多的细节——是河边的灌木着火了?还是河边的建筑着火了?你了解情况后才知道,真正着火的是河流本身。

事情是这样的:有个人一边抽烟,一边走过这条河流上的桥。抽完烟,他把烟头扔进了河里。烟头并没有熄灭,结果河水“呼”地一声就烧起来了。河水怎么会烧起来呢?其实是因为很多工厂把一些挥发性化学垃圾排到了这条河流里,所以这条河流中容纳的根本不是“水”,水面上熊熊燃烧的火苗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扑灭这场大火的,肯定不是架起水泵,抽取河水,然后浇在火苗上扑灭的。但是,这条河流的污染和后来的大火绝对是人们行为不当导致的不幸后果。

我们都知道这种行为是有害的,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这些工厂的排污行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理性行为。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从排污工厂面临的激励因素来看,这场大火是难以避免的。这是我们在前面几个单元中提过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再次发挥了作用,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其实这个故事是有出处的,在 1968 年《科学》杂志刊登的经典文章《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中,作者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就提到了这个案例。「公地」指的是所有人共同使用的、但没有人对其直接负责的土地。

举个例子:波士顿公园就是一片公共绿地;再比如:空气、海洋、外太空和河流都不属于任何人,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前提条件是,大家都要以负责任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公共资源。

但是,人们在使用凯霍加河这种公共财产的过程中,每个使用者的激励因素恰恰与这个前提条件背道而驰。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属于囚徒困境的范畴。每个潜在的污染企业,以及河岸两侧的每个人,都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投入大量的资金收集、处理和排放全部的化学废料(有成本);

第二种选择:什么都不投入,直接把废料排到河里面(无成本)。

对于污染企业来说,第一种选择增加了它们的成本,而第二种没有增加,那他们肯定选择第二种,直接把废料排到河里面。

即使我知道向河流中排污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再次利用“支付矩阵”来分析这个问题。

如果河流两岸的竞争对手都在排污,就我没有,那么我就会存在明显的成本劣势,我可能会破产,而我的竞争对手会不断发展壮大。不管谁排污,河流一定会被污染。简单来说,博弈理论奉行的激励机制是,如果别人排放污染物,那我也得排放,否则我就会吃亏。

如果我的竞争对手都停止排放污染物,只有我继续排放,那么我就会在成本上处于明显的优势,我的企业会慢慢走向巅峰,而我的竞争对手们会处于劣势,最后可能就破产了。这样,河流会变得比较干净,但我的竞争对手们会付出所有的代价。简单点说就是,如果别人不排放污染物,我排放我就会获利。

如果他们排污,那么我的最佳应对策略就是继续排污;

如果他们不排污,我的最佳策略还是继续污染。

无论别人采取什么行动,“排污”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最佳的策略。

你看,所有理性的个人做出的决策,导致了他们总体利益受损,他们的行为都符合激励机制,但是他们自己和河流都遭了殃。

不过,这个案例跟我们在第三单元里提到的囚徒困境还是有些不同。我们最初的囚徒困境是说,人们自私的策略行为必然导致各方都会受到伤害。但在刚才的案例里,这场大火大部分的代价是由无辜的旁观者来承担,他们的生活受到了河流污染和火灾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说:他们不得不面对有毒的化学品和一条随时可能燃烧的河流。他们并没有参与排污的决策,也没有排放污染物,却承受了这些行为的后果。

显然,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能够把无辜的旁观者推向深渊。那么这种情况下,针对个人激励做出的反应,就必然会带来伤害,而不是社会效益了。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个案例反映的是道德沦丧,还是对责任的无动于衷呢?这两个方面的错误都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污染企业面对的激励机制也是不对的,这个机制并没有反映实际行为的成本。对决策者来说,这是存在外部成本的,但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考虑这些外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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